孙明晓理解这些抗拒见到医生的超重或肥胖者。早年间，国内减重学科的发展并不完备，各科室在肥胖治疗上存在职责划分并不明确、治疗方法不统一等问题，加之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，哪怕是面对医生，患者往往也不知如何选择。

另一方面，“病耻感”仍然深深困扰着肥胖群体。孙明晓提到，来看门诊的病人，无论是被家长带来的孩子，还是被妻子陪伴的丈夫，少有例外，几乎都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，甚至抑郁情绪。

王存川也有相同的体会，他甚至曾遇到过一个患者，因为肥胖、形象不好，被领导告知不要外出应酬，“人家要是觉得你吃这么胖，是因为我们内部搞腐败怎么办”？

从读书起，雅雅就觉得自己“是班里比较大个的小孩”，但由于学习压力大，家人也并未重视过体重的问题，只觉得“不挑食的孩子很健康”，身高160厘米出头的她体重一度达到165斤。

“幼儿园时就有人管我叫‘肥婆’，后来长大上了中学，大家看似学会了委婉，‘肥婆’变成了‘你是不是该少吃一点’。有时我只是在正常打饭，他们也会问，有没有人建议你减肥？这还不如带着恶意骂我，看似是为我好，但一句一句都是扎心窝的话。”

这种情况下，本身已经因为胖受歧视，再去看医生，就好像不仅要把“我是胖子”昭告天下，还要花费额外的金钱、时间，以及承受治疗不成功的风险。

“确实很难迈出这一步，”孙明晓表示：“有些时候，家属一出门，病人就开始跟我哭，说自己经常被埋怨太馋、太懒，意志力不坚定。但我知道，他们不是没有努力，是真的克制不住。所以每位来就诊的患者，我都会认可他的努力，哪怕只是努力的想法。”

“我可以健康地瘦下来”

Abby的减重之路终于出现转折，是在2022年底去了公立医院的减重门诊之后。经医生建议，她开始尝试一种GLP-1（胰高血糖素样肽-1，一种经肠道分泌、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物质，可以降低血糖，刺激饱腹感）类的处方药减重。

在Abby看来，这次减重经历与以往大不相同，不仅有针对身体情况的详细问诊，还进行了相关检查，确认符合用药指征后，才开到第一支GLP-1类药物。而同行的伙伴因为BMI不到27，甚至被医生拒绝接诊。“如果是以前去减肥中心，恨不得是个人就要收下当学员”。

用药一个月后，Abby瘦了快10斤。“直观上虽然没有感觉到体型的变化，但体重秤上的数字每天都在往下掉，这种感觉还是蛮神奇的。用药前我也查询过副作用问题，但在我身上其实没怎么出现。”

在海内外积累了广泛的真实世界数据，使得GLP-1类药物在近两年一度被视为“减重神药”。

如果回顾这类药品在国内的出圈路径，不同于许多先在社交媒体上走红的减重产品，它最初的受众其实是药企、医院等医疗圈内的专业群体。

阿梁供职于生物医药行业，平时应酬多、运动少，上班头一年就胖了快10斤，接下来的7、8年时间里，体重又断断续续涨了10斤左右。他也曾试过只吃沙拉多运动，但发现自己一旦看到碳水，根本忍不住。

后来，GLP-1这个名字开始在医药圈小范围流行起来。为此，阿梁几乎看完了市面上所有GLP-1类产品的临床研发数据。去年年底，用于体重管理的相关新产品正式在国内上市后，他决定重启自己的减肥行动。

何雨父亲的用药经历也类似，她和家人的工作都与医疗行业相关，GLP-1类药物刚在海外获批时，就已经知道了这款药。

“我父亲本身就是医生，工作很忙。同时，他已经快60岁了，体重基数大，又有基础病，很难通过常规的运动方式减肥，导致这件事拖了很多年。后来去看腿病的时候，医生建议他还是要减肥，缓解腿上的压力，我们就想用药试一试。”

回过头来看，这些GLP-1类药物的早期使用者们的共性特征在于，大多有良好的教育背景，“相信科学”，关心肥胖对健康的影响。同时，相比于快速达成减重效果，他们更希望自己或家人能健康地瘦下来。

在医生们看来，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早年间，专业医生手中能对抗肥胖的“武器”并不多：手术有效但要开刀，大部分人不愿意；生活方式干预容易接受，但很难坚持。药物最普遍，但问题不少，西布曲明、芬氟拉明、马吲哚等产品曾轮番“火爆”，又相继因安全性等问题退市。2023年以前，中国真正临床可用的减肥药物，只有奥利司他等为数不多的几种。

换言之，此前的大众市场上，其实未曾有过一款减重产品，将医生、肥胖患者和治疗药物三者紧密地衔接在一起。而如今，借由GLP-1这类自带“群众基础”的减重处方药的普及，带动肥胖患者诊疗习惯的改变，“开始愿意走进医院”，既有的肥胖治疗格局或许也能因此得到规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