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相当于打开了患者对于正规医院治疗肥胖症认知的窗口。”王存川这样概括GLP-1类药物在肥胖治疗上的意义。“拿手术对比，减重手术做到现在大概有70年了，全球每年接受手术的人数也不过百万。但药物可以很快覆盖到更大的人群范围，帮助更多人。”

长期管理，而不是“想起来才打一针”

去年底用药至今，阿梁的减肥之路小有成效，“明显感觉自己的肚子变小了”。

刚开始用药时，作为医药行业专业人士的他，也有过“踩坑”经历。阿梁坦言，自己“有点兴奋，脑子一热没想太多”，没有听医生的指导，直接在流感还没好时就开始用药。“第一次打针那周，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，整个人非常不舒服。”

实际上，无论是专业医生还是大众层面，或多或少都隐晦地感受到了这种不合理的使用现象。何雨也提到，身边不乏有一些虽然胖，但没有严重到需要用药的朋友，经常自己用一段时间就停药，胖回来再重新开始打。

从长远角度来看，这并不是一种合理的减重方式。阿梁提到，处方类减重药的普及在提升减重效果之余，对用药前检测和评估、用药时剂量爬坡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门槛要求，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。同时，这道程序“也可以确保其在合理的适应症人群内使用，减少滥用问题的出现”。

上大学后，雅雅离开了曾经的熟人圈。新的校园环境很友善，朋友们总会对雅雅想做的事给予支持。她也开始有时间系统性地学习肥胖相关的知识，了解疾病背后的机理。去年11月，她开始在医生的建议下使用GLP-1类药物。

“去医院之前，我就已经知道了GLP-1，医生的帮助更像是我在寻找科学减重方式时的指南针。因为总会看到很多人批评它，明明减肥该靠自己，打针是不是在走捷径？但看完医生后，我会更清楚地了解它的利弊、适不适合我，不会再被网上的声音影响。”

孙明晓也提到，在个体层面，毫无章法的反复减重容易对身体造成伤害。更科学的方式是先看医生、做评估，确认病因，比如是单纯性肥胖，还是其它原因导致的肥胖，再针对每个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，进行长期管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2024年，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正式发布的《肥胖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及药物临床应用指南》中，也强调了“长期体重管理”的概念，它所指的不仅是治疗期间的肥胖症状评估、病因排查、确认减重策略，更重要的是减重成功后的长期维持，以谋求远期结局(如心血管结局、全因死亡)的改善。

“病人可以提问是不是只要用药就能瘦，但作为医生，我要考虑更长远的问题。短期减重并不难，尤其是临床上有了相关治疗药物之后。但我会一直向患者强调减重成功后，定期复诊的重要性。这是为了确保哪怕20年过后，减重者也不至于出现严重的并发症问题。”孙明晓认为。

在怡德医院，这种长期管理的意识贯穿于就诊前到出院后的整个过程。孙明晓介绍，医院会建议用药患者都在院内打“第一针”，并设有专门的随访团队，要求患者在接受治疗的前三个月内至少复诊4次。“药物治疗一般有剂量爬坡要求，我们需要通过面诊调整诊疗策略；另外，很多大基数肥胖患者减重时存在肌肉流失等问题，所以我们会持续为他设计、更新食谱，确保营养摄入。在专业的减重门诊，这些都做得很细致。”

来自减重医生的呼吁：期待诊疗体制改革

2025年初，孙明晓又见到了自己那位18岁的年轻患者。进行为期22个月的药物治疗和生活方式干预后，他的体重已经从119公斤下降至87公斤，期间骨骼肌量几乎没有变化，相当于“减掉的30多公斤全是脂肪”。

这一次，男孩是主动过来复诊的。如今的他已经开始读大学，爱打篮球，比初见时活泼了不少，体重稍微涨了一点，但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已基本改善。

孙明晓很欣喜于这种变化。过去，肥胖症患者总是不信任医生，以至于她每每面对初诊的病人时，都格外小心翼翼。“医患关系很微妙，第一次没有建立信任的话，之后他也不会愿意再来。”但如今，肥胖患者愿意信任医生，并长期保持交流，这对整个诊疗环节都会有积极影响。

首先，在大众层面，积极的就医意识有助于患者尽早获得诊断和干预治疗。临床上，在未得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，因肥胖导致并发症、甚至死亡的情况也有出现。比如在心血管的问题上，与腰围正常者相比，腹型肥胖者发生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高出29.0%，发生急性冠心病事件和缺血性心脏病死亡的风险则分别增加30%和32.0%。

王存川提到，需要做减重手术的患者，体重基数通常都很大、且伴有多种并发症问题。“很多人在犹豫治不治疗期间，可能就猝死了。我们经常遇到打电话追问就医进展，却得知病人已经去世的消息。”

但随着治疗手段的发展，这种情况是有可能避免的。比如，GLP-1类药物之所以广受医药行业认可，就是因为除了减重、糖尿病，它在心血管疾病、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、慢性肾病，乃至阿尔茨海默病等众多疾病领域都展现出来的治疗潜力。

以心血管疾病为例，如司美格鲁肽，2024年3月时，美国FDA就已批准其治疗超重或肥胖且已确诊心血管疾病的成人患者，用于降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（MACE）的风险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有助于医学界不断“翻新”对肥胖疾病的理解，从而提供更有效的医疗服务。

从更长远的角度，这也有望推动医疗体系的变革。现有的诊疗体系和培养模式下，几乎没有哪个专科能同时兼顾到肥胖患者的所有需求，而单独开设减重门诊的医疗机构又十分稀少，仅有20%的公立医院建设了减重中心或门诊。

这就导致肥胖患者总要为了治疗不同的“症状”，“流连”在不同的门诊或科室之间。

“想要长期为患者提供体重管理服务，其实更需要的是多学科诊疗（MDT）。”王存川提到。2024版《肥胖症诊疗指南》也再次强调，肥胖症诊断和治疗应积极倡导“以患者为中心的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”，从而有效整合医疗资源。比如，通过加强医患互动、医患共同决策，来提高治疗的依从性等。

这个过程中，“获益”的往往不仅是患者。王存川提到，在与患者日益紧密的连接中，“看到个人命运的改变”，成为职业生涯中越来越吸引他的部分。

“接诊减重患者的体验很不同，许多复诊的病人身材更好、更自信了，或找到了满意的工作，家庭关系变好了，这些改变于宏观层面或许微不足道，但对于个体而言却十分重要。我们看到这种改变，也会有种参与到他们人生轨迹之中的成就感。”